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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好的、坏的、王八蛋的,都在眼里  

2014-06-30 18:17:08|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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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好的、坏的、王八蛋的,都在眼里 - 壹读 - 壹读

 

|邓郁

一直帮助中国现当代文学叩开英语世界的美国人葛浩文,从不掩饰他对中国、汉字以及中国文学的感情,也会用最犀利、直接的言辞直指中国文学的痛处。

“你知道鲨鱼要不停地游动,一旦停止就死了。我做翻译就是这样,一定要不停地翻,一旦没事干、没有货了、没有小说翻了,恐怕就要归西天了。”

说这话的人叫Howard Goldblatt,又被称做“美国的莫言”,是帮助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最重要的译者,在华语世界,他有一个上口的中文名字:葛浩文。

很多年前,读过老舍作品的葛浩文在北京友谊商店买烟,问营业员有“取灯儿”(火柴)吗?连老北京都为之惊叹。不光口语好,他还能写一手在中国人看来都“漂亮得如同奇迹”的汉字。更难得的是,葛浩文长年用中文写散文和评论——在西方翻译和汉学界,这并不多见。他甚至在某一段时间内,很想当一个中国人,“在家里穿个长袍什么的,多好。后来一想,真笨,你要想当中国人,再怎么下功夫也没用,只有等转世投胎了”。

葛浩文从来都毫不掩饰他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学的感情,但这份感情绝非盲目和毫无原则——中国小说中的人物缺乏深度,几部大作品有模仿痕迹,始终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路……这些,同样也是他对中国文学的评语,直接,毫不客气。

 

不隐人家的恶,不护自己的短

今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当着阎连科、王安忆和毕飞宇这些老友,葛浩文直言不讳地批判中国作家写得太快、过于冗长、爱用成语这些陈词滥调。

对于中国文学的批评并不鲜见,美国已故作家厄普代克就曾在《纽约客》上撰文称:“中文小说没经历过鼎盛的维多利亚时代,不知如何把握分寸。”评论莫言的《丰乳肥臀》暗喻“太多太活”,还有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两部小说的主角都是“不成熟的弱者”。但是,如果提出批评的人是葛浩文,事情就会变得有点特殊。

至今,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头已经翻译了十部莫言的著作,在产量上,远胜于助阵莫言获诺奖的瑞典译者陈安娜。中国读者所熟知的老舍、巴金、苏童、阿来、王朔、朱天文等25位中国作家的50余部作品,也由他介绍给西方读者。夏志清先生称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厄普代克则形象地将他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生婆”。

“我一生没有背过任何一首外国诗,中文诗我背过不少。我在学校是吊儿郎当的学生,但李白等人的诗我到现在也不会忘。”葛浩文曾如此描述他与汉字的缘分,长久以来,他也一直扮演着中文小说叩开英语世界的“敲门砖”。他说,每一次,自己都是怀着虔诚、敬畏、兴奋接近文本,此外还有足够的理解。当离开文本时,仿佛发现了一个新朋友。他总要问自己:“是不是给了译文读者机会,让他们如同原文读者那样欣赏作品?有没有让作者对它的新读者说话,不仅以能沟通的方式,还要在愉悦、敬畏、愤怒等方面,达到相同的程度?”

如此的审慎和痴迷,也让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他曾明白地指出,中国小说如同韩国小说,在西方并不流行,至少在美国不流行。日本的,印度的,乃至越南的,要稍好一些。之所以如此,“与中国小说人物缺少深度有关。以故事和行动来推动的、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少之又少。”

“要是你用枪顶在我的脑袋上,逼我再说几句批评的话,那我只好说,(中国)当代小说有着太大的同一性。几部大作品有模仿的痕迹,令人生厌——照搬魔幻现实主义和元小说,就是明显的例子。要等读者实在读不下去了,小说才朝前推进。”他说:“中国文学还没有走出自己的道路,连作家自己都不太清楚要走向何方。我认为技巧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声音。”

多年至交、作家刘绍铭说,葛浩文不是中国通(因为没有这类动物),不是汉学家(因为他不搞诗经楚辞),他只是个浑身投入研究近代中国文学时而忘记籍贯的老外,忘记籍贯的正面意义即不隐人家的恶或护自己的短。他坦言,只有像葛浩文这种心态与语言训练的人,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心灵——“好的、坏的、王八蛋的,一一收在眼内”。

 

责之切的背后,是爱之深

其实,被许多媒体渲染出的所谓“炮轰中国文学”并不是葛浩文的常态,即便在足够犀利的批评背后,更多的还是对中国、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更多的爱。

葛浩文学中文一共经历了三个地方:台湾、美国、哈尔滨,因此,“有点南腔北调”。

上世纪60年代,身为美国海军军官的葛浩文被派到台北协防司令部当通讯官。这个清闲的职务刚好让他有充足的时间研究中国文化,“那是我头一回读书。如果没有接触汉语,现在的我或许一无是处。”

加入海军时葛浩文就已初通中文,而在他随舰队驻守台湾时,开始熟悉东北历史和现实,并受辽宁老师的影响,学了一口“沈阳普通话”。毕飞宇告诉壹读记者:“他的汉语非常棒,没说的,尤其是生活化的语言。没事的时候,他喜欢用北方方言考考我,很冷僻,好几次我都没能答得上来。”1968年,葛浩文回国、并进入旧金山大学的研究院中文班,立下苦心念了二三年书。

而真正让他结缘中国文学的,是萧红。

“她真是个不朽的作家,几百年都不朽……”上世纪70年代初,葛浩文在印第安那州立大学读书。图书馆的中国藏书浩如烟海,他随手抽出一本萧红的小说,没读几页,就被深深地吸引了。那时,他师从柳亚子的公子柳无忌,跟后者念过《西游记》、古典戏剧和现代文学。柳无忌和葛浩文都同意,萧红是研究的最好题目,于是葛浩文在短短几年内便完成了萧红论文、萧红传,还有萧红小说的译文。

1980年,葛浩文第一次到哈尔滨,走下飞机,当他远远地看到航站楼上“哈尔滨”三个字时,泪流满面。他提出要去萧红的故乡,中方接待人员“不知所措”,但最后居然成行,多年梦寐所求得以实现,葛浩文喜不自禁。

他看到的故居保存得很好,跟萧红所写的好像没有两样,“就是显得小一点。它这几年在我心里想得很大,越来越大,好像个朝廷。”

英国学者詹纳(W. J. F. Jenner)曾说:将萧红带到西方世界,葛浩文“功不可没”。同样,中国大陆对于萧红的关注,很大程度也是拜他所赐。《萧红评传》1979年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次年在台湾再版,再反馈到刚刚开放的中国大陆,一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天才女作家才由此重新走进国人视野。

自萧红之后,葛浩文进入了中国文学的海洋,游弋自如。据《南方周末》报道,第一次到大陆拜会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时,葛浩文得到了翻译张洁小说《沉重的翅膀》的机会。这本书本来在戴乃迭手上,她自感“文革”和牢狱之灾使她与世界脱节多年,相信由葛浩文来译会让文字更有当代感,能更好地让外国人了解中国。

果然,葛浩文的译笔让中国文学有了一抹当代英美文学的亮色,一脱老辈翻译大家如阿瑟·韦利(《西游记》英译者)文字中陈旧老派的翻译腔。

此后,他翻译的作家包括:写城市的王朔和白先勇、写乡土的黄春明和古华、写当下的春树和朱天文、写古代的苏童和莫言、写讽刺的王祯和与刘震云、写历史的李锐、写心理的刘恒,还有经典作家如萧红与老舍,作品如史诗的姜戎,以及作品弥漫着男子气概的马波、女性主义作家李昂。他还与夫人林丽君合作,翻译了阿来的西藏小说、毕飞宇的都市小说、宋颖的犯罪小说等等。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便是:不喜欢的从来不译,不希望英语读者拿在手上的从来不译。“不信就请搜搜谷歌。”他的文集中还有这么孩子气的一句。

但事实上,为生计考虑,他有时也不得不接手翻译一些不感兴趣的作品,比如春树的《北京娃娃》。即便如此,他也会为把其中的四字短语译成地地道道的英文,熬到深夜。

如今,葛浩文已经很少自己找书翻译,基本上都是出版社来找他。但这么多年亦有例外,比如《红高粱》,还有王安忆的《富萍》。

最先引起葛浩文注意的莫言作品,是《天堂蒜薹之歌》,他觉得很惊讶,也很喜欢,因为故事中的爱与恨很能打动人心,农民的处境让人感同身受。他写信给莫言,说要翻译这本小说。莫言回信说:“好”,但老葛这时正在看《红高粱》,没看几页,就坐不住了,马上告诉莫言,作为第一本跟西方读者见面的作品,应该是《红高粱》,于是先翻译了《红高粱》,然后是《天堂蒜薹之歌》,紧接着是《酒国》《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等等。

 

孤独的翻译家

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注定是项清冷的事业。葛浩文曾说:“专门翻译中文作品的,在美国和英国也许只有我跟Julia Lovell(蓝诗玲)两个人”。

《纽约时报》记者马丁·阿诺德20多年前曾写道:“总的来说,外国译著在美国的销售,就像一瓶所剩无几的剃须膏,只有一点儿空气和泡沫。”

这种情形至今并无明显改观。十多年里,莫言的《红高粱》在美国一共卖了两万多册,在葛浩文看来,这已经是个很高的数字了。莫言获诺奖前,葛浩文说,在美国书店从未见过中国文学作品能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来没有”。

一面是译者葛浩文的笔耕不辍,一面是评论界的各种叫好与质疑。厄普代克不仅如前述痛批过中国文学,还批评葛浩文的译文太“拘泥于原著”,直译、死板。

对此,葛浩文回应:“我为厄普代克感到惋惜,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作者,是为他感到惋惜。他失去了一次机会,没有使自己的眼界更开阔,没有走入一个陌生的文学领域。”

另一位评论者、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直言“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对此,葛浩文在自问自答的《葛浩文对话浩文葛》里,将心中块垒一次吐清——“顾彬和我,关系不太近,我们见过几次。我对他怀有无限的敬意,因为他的智慧,因为他坚持信念的勇气。我们是译者,翻译是我们的职业。但仅仅以我们自己的文化来判断文学标准,不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评判他们的写作,据此接受或拒绝翻译他们的作品,那我们不是傻瓜吗?在文学上或文化上,唯我为大,这对译者是不适用的。”

沈阳师大的外语教授史国强对壹读记者透露,别看葛浩文翻译了这么多的中国小说,“真没挣什么钱”。据他了解,葛浩文和夫人在美国的座驾是一辆车行租来的宝马。对物质没什么概念的他们,最近终于打算要买一辆车,因为租车费都赶上购车的成本了。

前几年,葛太太林丽君把圣母大学的教职辞掉了。她告诉史国强,自己向往的生活就是,围在沙发上看书,饿了吃饭,吃完接着再看,“现在,她已经达到了”。

史国强说:“去年的某一晚,我们一起喝了一箱多的红酒,几个老伙计一起唱约翰·丹佛的《Country Road》,老葛喝得老high了。林丽君赶紧拦住他。老葛说,好像陡然之间,回到了十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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