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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云南“移民”(二)  

2012-12-17 18:06:50|  分类: 专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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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人”

“我基本上是个废人”。刘然说道,没有感慨的语气,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他从事媒体工作14年,曾和陈朗共过事,现在,他们都选择了定居大理。

他们的周围,还有一群选择大理的媒体人,“这和市场化媒体施展空间日益逼仄有关”,陈朗提到。刘然年近四十,在党媒八年,市场化媒体八年,擅长报道小人物生活。有一阵子,他连续报道广州骨巨细胞瘤患者跳桥、父亲为医治患儿而坚持乞讨多年等几起事件,终于心力交瘁,既为报道本身的无力而疲惫,也为事实的残酷而灰心。他曾问一个医生,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将如何?医生面无表情地说;“我现在只能坐在我这个位置上考虑问题”。

刘然无法再做一个斗士。现在,他需要不断剃光头以遮掩荒芜的头顶,腰椎旧伤让他再也踢不了一场球赛。年轻的时候有职业理想,后来发现除了理想上的差距,这个职业也并不能让自己过上体面的生活,“房价一上涨,就产生了怀疑”。

他在双廊和朋友合资开了一家客栈,不看新闻,只关心身边的人。作为资深户外旅游者,他不用请假就有时间到处游玩,也不用再为都市里的同类竞争而焦虑。他虽热爱家庭和父母,但生来不愿意为这些责任定位,在世俗的习惯中消磨迎合,直到中年,才下决心离了婚一个人过。目前离婚十年。

莫七也经历过类似的困境。他喜欢写作、翻译,换了一家又一家的学校当老师,提职称、拿学位,“后来工作上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开始反思自己身处的现代文明系统,发现自己并不赞同其中的价值观,“产生了避让的想法”。

莫七租住的平房在大理古城附近,平时除了在家翻译,就是出门和朋友聚聚,或者野游。以前工作时他曾来过十多次大理,今年翻译了凯鲁亚克的三本书,身未远行,但继续“在路上”。

“云南移民”在采访中无一例外地自嘲自己是“失败者”、“废人”、“los e r”。他们无法适应中国社会这几十年快速变化中形成的难以撼动的竞争者逻辑:成者为王,不成为寇。多样性、包容性价值观的空间被挤压到所剩无几,“失败者们”偏安西南,在这一片风景优美、民族融合、且房价未涨的土地上组成“城市失败者联盟”。陈朗干脆称自己是个“病人”,并对云南某些定居地点做了等级划分:去丽江附近的大研等镇,你的“病”在门诊部就可以看好;到了束河,你是进了“住院部”;而到了更偏远的白沙,则说明你已经“病入膏肓”,不得不去“IC U病房”了。至于商业化程度最高的丽江古城,则根本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

逃得越远,似乎就越决绝。阿坚本来住在大理古城,后来一直往远处搬,现在住在山上。他14岁出来在广州混江湖,组过乐队、干过各种各样的生计,“物质化世界”的疲惫感,他比同龄人要更有感触。2010年,27岁的阿坚定居大理,专心做古琴。他在山上和朋友合租了一个院子,自己的卧室也是工作室,桌子上面摆满了曲线锯、锤子、凿子等各式各样的工具,还有四处搜罗来的资料。在一个雨天,他看到屋檐前瓦落下一滴水,就做了一个曲线优美的“水滴琴”,有朋友要买,他就卖,也不吆喝。

“忙就是‘心亡’”,阿坚说。他朋友在古城内租了个店面,想做豆腐了,才会在店面门口挂出“今日做豆腐”的牌子。对于阿坚和他的朋友们来说,“竞争”已抛诸脑后,“有用”也实在值得商榷。

“年轻的时候漂泊感是美学的孤独,但中年之后要面对最终漂向何方的问题”,方向在哪?“就是过简单快乐的日子”,刘然说道。虽然中国有古话,“心安处是故乡”、“大隐隐于市”,但刘然认为,“中国人普遍缺少信仰,人的支撑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周围的环境”,因此,“食品安全、成功学、空气污染,都让人焦虑”,剩下的保留地已经不多了。

 

精英

萧望野的房子和工作室在距大理古城20分钟车程的村子里。苍山脚下,白云深处,隔很远就望见一块块齐整的农田里立着一栋木质小屋。屋前是一洼水塘,和20亩的向日葵地。

木屋新建成,家具还没有到位,宾客都拿个垫子席地而坐。话毕,只要抬头,浓郁的葵黄色排山倒海,但又寂静无声。这是萧望野实践了十数年“灵性教育”的另一个基地。她之前在广西支教数年,即便在深山之中,也坚持实行“反射精神需求”的灵性教育”。现在,她在大理附近的村子里办了一个小班,招收几个学生,按照自己的方式“启发心灵”。

在纪录片《那美》中,萧望野记录了一个小班的学习过程。一群四五岁的孩子住在集体宿舍,白天由萧望野带着去远足、扎染、听音乐。“不是教,而是感受”,萧望野强调这一点。

萧望野并非坚持“非主流教育”的独行者。定居在大理城南的陈志鹏同样如此。他家的四合院里,有一栋房子的二楼被空出来安放学生住宿的上下铺,一楼则是学生活动的场所,散放着手鼓和座椅。陈志鹏出身艺术世家,父亲是张大千的学生。他本人亦颇有绘画天分,十几岁时已经有人收藏他的画。到他后来放下绘画,转行做了音乐,“声音是震动,一种更直接的表达和交流方式,”他顿了顿,“绘画是独处,而且也太容易了”。在他开办的“学校”里,听手鼓、感受声音律动是很重要的“课程”。

“精神要在物质世界里说的话,早就已经存在那里,我们人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去反射它。”除了一些比较模糊的哲理,萧望野没有对“灵性教育”进行更清晰、更明确的定义,“不说比说有力量”。

在云南,还有为数众多的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坚持并实践自己的价值观,但他们似乎并不过度宣传,或者争辩。在大理街头为社团募捐的艺人,也要对游人特别强调:“不要宣传,不要上网”。

定居大理的外地人,对自己的事情多三缄其口。问及种种生活选择,他们的回答总是非常抽象。莫七说来大理是因为“找到了‘本我’”,而什么是“本我”?他回答:“本我即自我,如同太阳即太阳,无法再作解”。

无论萧望野的“灵性教育”,还是莫七不愿深谈的“本我”,甚至陈朗对于云南定居点等级的笑谈,都显示出“精神贵族”的默契。自嘲多源于自信,而沉默大概是对找到自我定位的坚定或者自豪。

“云南移民”们都有很明确的美学追求。萧望野将自己的居所置于田野之中、花海之间;陈朗自己设计了藏书室、电影放映厅;刘然的客栈里有可以举行画展、发布会甚至演唱会的“公共空间”;住在山上的阿坚,捡回家一个巨大的树根,修剪打磨之后,是个古朴大气的茶桌。而环保主义则是不言自明的规则:陈志鹏的家里,甚至都不用含有化学原料的洗洁精。

  野夫表示:“我们并非奔着苦难而去,而是奔着自由安逸的生活而去”。莫七也说:“不认同现代文明,不等于要过刀耕火种的生活”。他们定义的,不是自暴自弃式的放逐,而是一种更为“文明”的生活。

代价呢?摄影师程昌租的院子,年租金2万元。这基本上是定居大理的均价,村子里要更便宜一些。野夫的院子月租金500元。但是如果要开客栈、开咖啡馆,还是需要大数额的投资。陈朗在玉龙雪山下的居所也是一个小型的客栈,前期投入已经有100多万元。而刘然在双廊的客栈,投资已经超过400万元。

野夫认为,大理有大山大海,气候优越,环境宽容,“是中国最像欧洲的地方”;但投资一个客栈,也和欧洲投资移民的成本不相上下。他又在大理古城旁边的小区新买了一套房子,住在那个小区里的诗人就有十几位。现在开了北京至大理的直飞航班,来回也更加方便。

在众多选择定居大理的人中,有如莫七这般,生活朴素、所需不多,不必负担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也有像野夫、陈朗、刘然、程昌一样,除了精神生活之外,世俗生活也要维持在一个相对较好的水准。相对于公众对“大理移民”的文艺范儿、嬉皮士印象,他们更有对现实的体认和考量。

“你挣十年钱,到财政自由。财政自由了,身体才能自由。身体自由是精神自由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陈朗对我说。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陈朗、刘然、莫七为化名)

 

向云南“移民”(一):http://yiduiread.blog.163.com/blog/static/2115170642012111763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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